关于真相的辩论意味着新闻报道的权威出现了危机。随着一种更具对抗性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新闻报道似乎在某些方面已经倒退。对事实的探寻被笼罩在舆论的迷雾中，还被伴随着政治派系而出现的滥用和操纵所掩盖。使新闻印刷物成为劝服的媒介的需求，将不断挑战读者的批判能力，直至现代。
但是向前发展的初步迹象出现于18世纪，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定期出版形式，它与嘈杂的、不间断的报纸媒体截然不同。这将是期刊的时代。
18 世纪见证了期刊媒体的惊人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将只占这一市场的一小部分。相反，新世纪出现了大量其他的出版物，以连载的形式提供给定期订阅的读者，这些出版物包括每周或每月发行一次的文学、文化、科学和学术期刊等。这些新的期刊媒体被证明极受欢迎。这是一个日益繁荣并且读写能力不断提高的时代。伴随着专业精英群体的扩大，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信心也在增长，新的期刊能够借机招揽这些专业人群成为作者和订阅者。相比于报纸，这些出版物将利用权威的传统基础、专业作家和论述式分析。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拥有较多可支配收入的资产阶级。这些日益活跃的消费社会的新成员有更多的钱用于高雅的娱乐活动：文学、音乐和戏剧。但在谨慎地初次踏入社交圈时，他们也乐于接受指导：那些追求高雅的新人乐于接受品位和时尚方面的帮助。
出版商们也非常欢迎期刊市场的发展。避免对当代事件进行直接评论的做法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冒犯当局的风险，尽管支持这一政 策的期刊比严格遵守它的要多得多。他们当然将上流社会和大人物的时髦行为视作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流行事物成为了期刊的业务，而那些社会精英以及他们的事业通常是最时髦的。
期刊崛起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还在于它对新闻市场的影响。期刊文章篇幅越来越长，语气越来越个人化，这鼓励了一种目前为止新闻报道所回避的新闻传统的发展。事实上，新闻业中许多被我们视作固有的批判性特征和文体特征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这些期刊上。他们向公众提供了迄今为止他们在报纸上错过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和宫廷招待会的有价值的回顾。期刊提供了评论、感受和判断，但与咄咄逼人的政治评论文章相比，语气要轻松得多。他们直接对读者讲话，并花时间来解释和展开论证。它们既有趣又轻松。最重要的是，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东西，这些读者之前从未体验过任何类似于18世纪《旁观者》那样的休闲汇编读物：人们每周都会在客厅讨论它，其中既有熟悉的人物又有新时尚。这是一种诱人且令人陶醉的混合物。
1665 年，在管制森严的法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与受尊敬的《公报》并驾齐驱的全新期刊——《学者杂志》。这是欧洲图书行业的一项重大创新：一份主要致力于艺术和科学发现的期刊，并为法律客户附上了一些关于民事和教会法庭的判决通知。它计划每周出版一次，理由是如果每月或每年出版一次，这些新奇的事物就会失去光 泽。但是，它年内发行的每一期刊物的页码都是连续的，这表明它们将会在年底合订在一起。这份刊物还提供了完整的学术资料：表格、注释、索引和所有的参考文献AG真人。像《公报》一样，这将是一家享有特权的企业，在这部分市场享有受保护的垄断地位，有望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法国的知识界来说，《学者杂志》既是灵感来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支柱，还是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大量文献的方法，他们不能指望独自查询这些文献。
《学者杂志》提供了一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的学术期刊的原型。它最直接地影响到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伦敦。在几个月之内，这里就创立了一家类似的期刊《哲学汇刊》。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一份更严肃、更具有科学性。它的编辑们与最近成立的皇家学会关系密切，该学会的成员为这份期刊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文章。但这份期刊并不正式隶属于皇家学会，这导致了一些困难，当时学会总部分别位于伦敦和牛津的两家分支机构发生了争执，它们用《哲学汇刊》的内容来攻击对方的学术资质。就像《学者杂志》是以法语出版的，《哲学汇刊》上的文章则以英语出版。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更倾向于使用拉丁文，拉丁文仍是国际科学话语体系所使用的语言。事实上，学者们很快就抱怨说，放弃拉丁语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们现在必须掌握多种语言。
但《哲学汇刊》的第一任编辑亨利·奥尔登堡坚持认为应该这么做：“因为它们是为了帮助那些被稀奇古怪的事件吸引，却可能不懂拉丁文的英国人。”在这里，学会正在发表一项对欧洲文化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声明。它提出本国语言是一种博学的语言，尽管这违背了欧洲文化、文学和以良好教育为代表的社会等级的所有既定传统。在摆脱人文主义传统的长期阴影的过程中，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一步。
尽管如此，《哲学汇刊》还是比《学者杂志》更具精英主义色彩。三百份印刷副本对研究者来说绰绰有余，而学会也没有试图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专家圈之外。然而，这两个期刊都自觉成了国际学术与探索共同体的一部分：一个在皮埃尔·培尔创立的经久不衰的评论期刊《文人共和国新闻》（1684—1718）中被颂扬的文学界。《哲学汇刊》第一期收录了一篇来自法国的文章和一篇来自意大利的文章，往后数期则频繁刊载了从《学者杂志》里翻译过来的文章。
科学期刊从广泛的学术关注中获益，将知识组织成大型百科全书式出版物，其中许多内容是分期连载的。如今对期刊的构想与此大致相同，它被当作一种可供存档和检索的参考工具。
18世纪的读者越来越倾向于以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报纸。一份期刊或报纸将会有双重价值：既是一份时事信息的印刷品，又是知识积累的档案馆。它是一个知识库，科学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哲学汇刊》和《学者杂志》为日益扩大的严肃专业期刊的市场铺平了道路，这些期刊最终将涵盖广泛的主题。这将是18世纪图书市场中最活跃、利润最丰厚的领域之一。这一点在法国尤其重要，因为在法国，《公报》的垄断地位被严格贯彻，新闻和时事出版物市场被严重限制。截止到17世纪末，大约有两百种期刊在法国出版。1700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期间，这个数字超过了八百。这是专业期刊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期刊包括权威的《经济学刊》（1751—1772）《物理观察》（1752—1823）和《医学杂志》（1754— 1793）。世纪中叶创办的那些期刊特别成功，正如这些长寿企业见证的：在1750 年至1759年间创办的一百一十五种期刊中，有六十三种持续了一年，二十一种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其他期刊服务于医学、农业、商业、音乐和艺术等领域的兴趣团体。
严肃学术报刊的发展，为报纸开创的期刊类媒体增加了深度和分量。连载模式被证明是一种分散百科全书式出版物的风险、改善现金流和允许市场决定版次尺寸的高效机制。和传统出版的书籍不同，出版商不需要面对未售出书籍积压仓库的问题。这些新的期刊还在基于实证数据的认真调查的基础上，逐步拓展了多种领域的专业研究市场。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对时事的报道，鼓励人们转向分析，并对那些无法解释的故事和奇迹抱持越来越怀疑的态度。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目睹了关于奇异或超自然事件的报道的减少，特别是在大都市的媒体（除非这些报道能够被用来揭示乡下人的轻信）。
科学市场也被证明是相当广阔的。1691年，伦敦一位经验丰富的书商和出版商约翰·邓顿开始负责这个动荡时代最具创新性的连 载出版物之一便是例证。《雅典信使报》是一本专门为读者解答各种问题的期刊，内容涉及科学、宗教、礼仪、爱情和历史等各个领域。
读者们通过便士邮政将他们的问题寄到斯托克斯集市中史密斯先生的咖啡馆，它与邓顿的商店相邻。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雅典协会”（Athenian Society）的回答，这个协会实际上由邓顿和他的两个姻兄弟组成。来信者的身份从不公开，因此他们提问时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无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价格一便士的《雅典信使报》每周售卖两次，邓顿和他的“雅典同胞们”很快就被问题淹没了。编辑不得不敬告读者，他们不会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这当然迫使发烧友收集其过刊，以获得刊物所提供的全部信息。
《雅典信使报》向英国公众展示了科学是他们的最大兴趣之一，这可能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广义上的科学问题占据了其中两成。这与《哲学汇刊》中的科学非常不同，也与新闻书以及其中关于“畸形婴儿”的诞生的内容相去甚远。读者们想知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观察到的简单实际的事物和现象的答案。为什么温泉浴场里的水比泉水或河水都要热；风的力量从何而来，其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被扑灭的火去向何处。诸如此类的一切问题。
邓顿于1697年停办《雅典信使报》。随着1695年《授权法案》失效，政治新闻的恢复扩大了可买到的连载出版物的范围，他的期刊销量也在下降。但邓顿可能觉得这次冒险已经走到了尽头。当一份期刊完全依靠一个人的个性和魅力时，每周或双周出版所带来的 压力也是无情的，也许邓顿和他的读者都准备好继续前进了。尽管如此，《雅典信使报》还是对期刊类型的发展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除了与读者互动对话的创新形式，邓顿还和他回答问题的智者团队大赚了一笔。通过创建这个读者们都能享有代理会员资格的俱乐部，邓顿产生了一种幻想，这种想法在读者和未来连载刊物的作者中引起了持久的共鸣。
他邀请读者支付会员费，加入一个由博学且聪慧的同好们组成的群体，读者可能会被拉入一个常规的关系网中，而这个关系网成了他们的一个虚拟社区，或家庭圈子的替代品。这对往往与家庭断了联系、对新关系和新体验保持开放的新城市居民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这里，邓顿播下了一颗种子，它将在英语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一个阶段发芽。
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就渴望信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最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地方扩展到世界。本书追踪了1400年到1800年四个世纪以来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展示了控制新闻的力量，新闻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会事件中的角色，新闻的娱乐性和时效性，记者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在推开新闻的世界之窗后发生的改变。
今天AG真人，在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人们如何在这种信息规模中相互沟通？读者或将在书中得到新的思考。本书荣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